崔忠献

崔忠献（朝鲜语：최충헌；1149年－1219年），朝鲜半岛高丽朝中叶时期的权臣，武人出身。在崔忠献的年青时期，高丽朝已开始了武臣专政的局面，而他本人则自1196年起，成功控制了高丽朝政府，一直至到去世，掌权长达二十多年，他的子孙继承权力，开展了朝鲜半岛史上的“崔氏政权”的统治。崔忠献以专横作风进行管治，但同时又改良政制，革除原有的时弊，在高丽朝政治里影响重大。
出身及早年功业

出身
崔忠献在早年时候，便成为军人，并曾为国平乱而逐步晋升。但关于他初年的背景，史书里郤有不同的说法：
《高丽史》的说法：据《高丽史•叛逆列传•崔忠献列传》的记载，崔忠献初名鸾，牛峰人，家庭具有军事背景，父亲崔元浩就担任上将军一职。而早年时候的崔忠献，便凭籍父荫，补任“良酝令”一职。
近代韩国史家李丙焘的说法：在李丙焘（이병도）的《韩国史大观》中，则有另一说法，他提到“崔忠献是庆州人，原属贱人阶级，父为盐筛商，母是婢女出身。初隶行伍，逐步提升至将军之位。”

参与平乱及擢升
崔忠献年青时，高丽正出现武人频起夺权的动荡现象。在高丽明宗四年（1174年），担任西京留守的赵位宠起兵，反抗当时操纵朝政的郑仲夫、李义方等武人。崔忠献参与了平定赵位宠的战事，获得元帅奇卓诚的赏识，后来迁任“摄将军”。

夺取权力

高丽明宗二十六年（1196年），崔忠献把握机会，诛灭操控大权的武臣李义旼，并籍此一声威铲除一批廷臣，废立君主，确立了崔氏的统治地位。

诛杀权臣李义旼
高丽明宗二十六年（1196年），崔忠粹所养的鹁鸽被李义旼儿子李至荣所强夺，深感不满，并几乎被李至荣所捕。崔忠粹便向崔忠献说李义旼父子数人“实为国贼”，必需铲除。经过弟弟的坚决劝说后，崔忠献便决定行事。
崔忠献于是纠合亲人朴晋材、卢硕等，在李义旼出入的别墅埋伏，并成功将之击杀，继而在开城市集中枭首示众。高丽朝野人士，看到此一突如其来的事变，都不知所措，因而“观者惊噪，声振都下”。

铲除廷臣及废立君主
夺权初期的杀戮及废君：崔忠献诛杀李义旼不久，便进一步扩大打击对像，先是重诛李义旼三族，继而大杀朝臣。次年（高丽明宗二十七年，1197年），崔忠献废高丽明宗，擅自改立明宗弟晫（初名旼）为新王。经过这样的君主改易，崔忠献权势就更为稳固，并获得“靖国功臣三韩大匡大中大夫上将军柱国”的衔头，成为高丽朝廷中的大权臣。
掌权时期的诛锄异己及废立：1204年，神宗死后，由熙宗王韺继位，但仍受忠献牵制，因而引起拥护王室的官员王涛明等，联络僧兵企图伏击崔忠献，但计谋败露，被忠献所收拾。之后，忠献废熙宗，立明宗儿子康宗王祦（1211年）。不久，康宗去世，便由高宗继任（1213年）。综观这一段时期，王室是任凭崔忠献摆布的。
“三韩以来人臣之家所未有”的威势：透过一系列的夺权及废立行动后，崔忠献得到极高的权势。如高丽熙宗二年（1205年），崔忠献获封为晋康侯后，曾在一次在招呼诸侯的夜宴中，“诸王因奏留使，副其帐具，花果、丝竹、声伎之盛，自三韩以来，人臣之家所未有也。”因而“自后忠献出入宫禁，便服张盖，侍从门客，殆三千人。”到高丽高宗六年，更赐崔忠献姓王氏。

崔忠献的统治措施及手段
确立独裁权力制度
私人部队“都房”制度：除了透过接连不断的政变来稳定权势外，崔忠献又引入了新制度来巩固自身权益，这就是设置私人部队──“都房”。“都房”以“班”位单位组成，轮流守卫崔忠献的私宅及护卫他的出入，具有相当庞大的规模。
而要供养这支私人部队，据学者朱立熙所说，主要是靠着崔氏拥有广大的土地，从土地得到的租税与贡品，便成为财富泉源，庞大到足以应付其族人、党羽及宫吏的薪俸所需。
朱立熙认为，崔忠献之所以成功地把权力留传四代之久，靠的就是“都房”，因为当时武人间的倾轧异常激烈，所以崔忠献有必要成立这支私人部队来自保。
另设官府：1205年，高丽熙宗即位后的次年，崔忠献就获晋封为晋康侯，并且另设官府，称为“兴宁府”，自行配置僚属。于是，高丽朝朝政便完全归于崔忠献所掌握，国王只能仅保虚位，成为傀儡君主。

改革时弊
崔忠献刚刚铲除权臣李义旼，夺得权力后，便与弟弟崔忠粹一同向高丽明宗上奏了十个事项，要求改革当时的一些时弊，其中可归纳成这样：
公允分配土地：崔忠献认为，朝廷应该对臣民“量宜除授先王制土田”，按照实际情况颁发土地；此外，由于有势力人士的贪婪而“夺公私田兼有之”，占有大片土地，造成“邦赋削而军士缺”，朝廷无法根据田丁数字来收税征兵，因而要求能把这些被占的田地交还原有者。
澄清吏治：崔忠献发现，一些官员“惟利之从”，甚至向人民“争征田租”。而地方官员又“应察不察”，并从中作出舞弊营私。有鉴于此，崔忠献意欲改变地方官制的现状，加强对官员的审核，“能者擢之，否者惩之”。
倡导节俭：崔忠献认为当时廷臣们的生活“并不节俭”，住所、衣裳都过多修饰，令风俗败坏。因此要求国王“具训于百僚，禁华侈，尚俭啬”。
整顿佛教徒：当时的“浮图”，都获国王准许随便出入王宫，“以事干秽圣德”，又擅自“营立佛宇”，在崔忠献眼中，这些行径都不太妥当，于是意图令他们“不迹于宫”，多余的佛宇“削去勿留”。
善选谏诤官员：崔忠献认为当时负责进谏的官员，都“以苟合为心”，未能指出国君施政的毛病。所以就要求国王选择合适人选，“使直言在庭。”

大义灭亲
诛杀弟弟崔忠粹：高丽神宗即位后不久，崔忠粹欲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太子渊，并妄图先将当时的太子妃逐出，但忠献认为此举对王室及对太子妃都不太合适，劝谕忠粹：“以女配东宫（太子），得无讥乎？况夫妇之闲，恩义有素，太子配耦有年，一朝离之，于人情何？”力陈崔忠粹的做法不合情理。但忠粹并不接受，甚而因不堪母亲的规劝而“以手推之仆地”。崔忠献对忠粹忍无可忍，在得到亲族们的支持后，预备迎战忠粹。忠粹的部下亦转投忠献阵营，而他本人在逃走时被忠献追兵杀害。最后，崔忠献将弟弟“收葬之”。
流放姨甥朴晋材：朴晋材手下有一批勇悍之士，但获授官职的郤不多，晋材对此含恨在心，甚至图谋除去忠献，忠献亦感到晋朴即将作乱，便在捉拿晋材后“断其脚筋”，然后流放。朴晋材不久病死，而他手下的“勇悍者”亦被流放远岛。事件发生在高丽熙宗三年（1207年）。

平定各地动乱
在崔忠献执政时，还有有两股势力随时起事，造成动乱，影响崔忠献的统治。一是佛教寺院的势力，另一则是农民起义。
佛教寺院的势力：崔忠献执政期间，便有数次多达数千名的武装僧侣涌入开城，以图推翻崔忠献。崔忠献便迫令佛教住持──特别是那此已入佛门而没有合法身份的王子离开京城，并使用武力粉碎武装僧侣。农民起义：对于农民起义，崔忠献先采用武力平定，然后加以安抚政策。对于一些领袖人物，他授以官衔，释放部份贱民，把他们原本所属的“部曲”、“乡”或强制劳动区，合并入常规的县制。崔忠献的各种做法，把农民的起义平息下去。

失误政策及过失
崔忠献的施政，亦曾有一些严重的失误：
对边防疏忽松懈：《高丽史》记载，崔忠献曾形容自己治下的高丽是“国富兵强”，所以当边境有急报，崔忠献就怒骂：“何以小事烦驿骑，惊朝廷？”对于崔忠献的轻率态度，边将只能采取“必待敌兵陷两三城，然后乃可飞报”的消极态度。高丽高宗三年（1216年），高丽边境就曾一度被契丹遗族入寇，弄致“京城无备，人情汹惧”，高丽好不容易才将契丹兵击退。
“占夺公私民田”：崔忠献曾占夺公私的田地，到崔怡（即崔瑀）掌权时才归还原主。
“授人爵，视赂多少”：崔忠献对于授爵，即使有功，都是看对方向他行贿多少。例如高丽高宗六年（1219年），赵冲及孙永等击退契丹兵有功，但崔忠献主持论功行赏时，郤“有功者无赏，人多怨之”。孙永与一干人等因在酒后埋怨说：“顷与契丹战有功，以无赂不得官”，给崔忠献闻悉而被斩，跟他遭遇同一命运的，竟达百余人。到崔怡时代，才对这种失误进行整顿。

去世及权力过渡

去世
高丽高宗六年（1219年），崔忠献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即将去世时，崔忠献还召集乐工数十，全日奏乐，“至夜，三鼓乐未阕，果死”。死后，谥景成，其丧礼亦甚为盛大，“百官缟素，会葬，秘器、羽葆、鼓吹、旗常拟于王者。”

儿子崔怡的接掌权力
据《高丽史•叛逆列传•崔怡列传》的记载，崔忠献身患重疾，即将离世时，便预料身后可能有人作反生事，便叮嘱儿子崔怡（即崔瑀）切勿前来看望。果然，崔忠献所宠任的将军崔俊文与池允深、柳松节、金德明密谋铲除崔怡，并不断促请崔怡到病重的崔忠献家中看望。崔怡遵照父亲叮嘱，没有上当。后来金德明把阴谋告诉崔怡，让崔怡作好准备，而崔俊文、池允深仍不知就里，亲自上门找崔怡，欺骗他“公（崔忠献）疾革，宜速往候”，崔怡见势即捉拿二人，进行惩处，平息了这次危机。到崔忠献死后，崔怡便积极收买人心，革除崔忠献在世时的弊病，稳定了统治权
其后，崔怡在自己的私宅里设立“政房”，令权力更加稳固，崔忠献所开创的“崔氏政权”便得以延绵下去。

家庭
父亲：崔元浩
弟：崔忠粹
甥：朴晋材
妻：宋氏，生儿子怡、珦
妻：任氏获封为“绥成宅主”，本是将军孙洪胤妻，崔忠献“杀洪胤，闻其美，私之”，生儿子珹。[
妻：王氏，高丽康宗庶女，获封为“静和宅主”，生球。
婢：桐花，“貌美，里人多通，忠献亦私之”，后来忠献知道桐花喜欢贡生崔俊文后，便把俊文留在她身边，加以宠任。

评价

朝鲜王朝时期史官以封建秩序的角度，认为崔忠献的所作所为，对王室极为不利，如《高丽史•明宗世家》“史臣赞曰”：“崔忠献乘衅以起，而王反见放逐，子孙不保，自是权臣相继执命，王室之不亡，若缀旒者几百年，呜呼痛哉！”在《熙宗世家》里又批评当时是主弱臣强的时代：“是时忠献执国命已有年矣，广植党与，专擅威福，熙宗虽欲有为，何以哉！”
近代韩国学者李丙焘认为崔忠献功大于过：“计忠献一生之中，凡立四王（神宗、熙宗、康宗、高宗）、废二主（明宗、熙宗），其威权世袭至其子（瑀），与孙（沆）与曾孙（竩），三代。不过，忠献还是一个富于义气，廉耻与有度量的英雄，曾因痛恶其弟（忠粹）之不义、不孝与不睦，而将其杀害。对于政治、经济的改善与正肃纲纪方面，亦有不少建树。”此外，李丙焘提到崔忠献以武人身份掌权，达到了另一种更重要的效果，就是“蒙古之入寇，即在崔氏执政时代中，其得以长期抵抗蒙古，实系有坚强武力政权存在之故。”
台湾学者简江作认为，崔忠献稳定了武人倾轧权力的乱象，“在武人政权树立之后由于相互争夺政权，加诸农民、贱民的反抗，终导致社会的混乱。崔忠献顺利地抚平这混乱的局面，而成功地建立了独裁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