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全

（见第一○五回）锦衣府堂官。查抄贾府时很顶真，他见西平王爷护庇贾府，十分不满，及闻北静王来到，心想可以施威了，岂料只是让他提贾赦回府质审，只得快快走了。

赵全，明时人，白莲教教首。大汉奸。投靠俺答，对明边疆进行烧杀抢掠。

嘉靖三十三年，雁北地区白莲教主赵全等人率教民非法越境，叛逃河套丰州地区，依附俺答部的势力而坐大，终成为明政府的心腹大患。这些白莲教叛民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批移民口外的汉人。

白莲教经常以反叛的形象出新在历史中。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就是借助了白莲教的巨大力量，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之后，便意识到这种具有强大反叛力量的民间社会组织会成为新政权的潜在隐患，因此，明朝开国，大明律就将白莲教在内的若干民间宗教组织定性为邪教，明令取缔。白莲教在明政府的镇压下受到极大的打击，基本转入地下，成为秘密结社。嘉靖三十三年正月，雁北白莲教主赵全、李自馨等人便率教徒由此越境前往长城外河套地区。
明中期雁北地区白莲教越境叛逃，是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在当地问起此事，竟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
应该说，这些白莲教的亡命者是第一批越境入蒙的汉人移民。蒙古人游牧，居无定所，汉人建房定居，蒙人便称其为“板升”，“板升”就是房子的意思。明万历年间的记载中说，嘉靖末年，前往蒙境丰州滩地区的汉人已经有五余万人，其中白莲教前后党从者过万人，这些人开发云内、丰州等地近万顷，连村数百。他们并非单纯的移民定居，而是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据说，赵全等人初到丰州，正逢俺答腿疾，略懂医术的赵全冒死入应州买药，治好了俺答的病，俺答因此与赵亲近，渐渐视为心腹。
连年的边境战事及蒙军破关掳掠，加以天旱绝收，民不聊生，故在白莲教头目天花乱坠的吹嘘煽惑下，长城口内往往有整村人携带破烂家什拖家带口前往的，因此能在较短时间内积累万余人口，立村修堡，渐成气候。嘉靖三十六年，李自馨回到故乡，劝诱整村人都跟他去丰州地区。李自馨带领众教徒到老家吆喝：“我已在板升干下大事业，你们跟我去受用。”当开堡门之日，堡内居民男妇三百二十余名及衣物家具用车装载，跟随李自馨到板升住种。
那么，其余数汉民人口从哪里来？
这得先从明代西北长城疆域的社会状况说起。明朝立国，蒙人败北，流徙于大漠，分裂为各大小部落，虽然暂时呈败落之势，但其引弓者也不下百万，加以各部从军士多者数万众，少则数千骑，又屡屡试图卷土复来。因此明廷难以等闲视之，明朝边疆的长城防御体系从未间断，明朝前期，政治军事实力明显优于蒙古；而在中期，政治腐败，边政的废弛日渐发展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那时，嘉靖皇帝爱好道教，一心要成仙，在深宫自修，少问朝政，而内阁党争也越发剧烈，官僚腐败滋生，发展到足以祸国殃民。由于长期的对蒙经济封锁，蒙人的生活也遭遇极大的破坏，至明中期，蒙古势力渐渐恢复时，越界掠夺人口财物根本就是家常便饭。
朝廷政治腐败，党争纷乱，军备边政更是废弛不堪。由于长期的边患，长城沿线许多地方百里无村落，千里无人烟，一片荒凉萧条，守边兵士人心涣散，将士苛扣军饷、役使兵士乃是常有的事情，士兵工作生活处境极差，因此大多对武装入境者无防御能力，一旦大漠铁骑入掠，则只有丧命或逃亡，日久则精神萎顿，士气无法振作。此乃一般状况，更有甚者，边将中常有人暗中勾结私贿蒙人，移嫁掳掠之祸端，而士兵中竟有蒙人代为值班放哨，汉卒代为放牧的荒唐事情。守城将士腐败堕落到何种程度？还有一例可以作证，嘉靖三十六年，蒙古骑兵入雁门塞，总督宣大的杨顺恐怕获罪，便命令总兵捕杀逃避蒙古入侵者的民妇，并且以此向上面请首功，为自己解脱，保住了官位前程。难怪嘉靖三年和嘉靖十二年大同两次兵变，兵士斩杀将领逃出关外，在这样的环境下士兵有何指望？
事实上逃往长城外蒙古境内的，不光是大同兵变的士兵，其它边塞的士兵逃亡者也不在少数，口内的许多百姓也为逃避官司或不堪苛捐杂税而亡命越境，过起了相对而言自由自在的生活。

站稳脚跟之后，赵全等人野心逐渐膨胀，他们为俺答建起九重宫殿，拥立俺答为帝，而他们称王，也建起了规模不小的土堡，当时赵全有人口万众，周延数十里，马匹五万，牛三万头，谷二万斛。在这些人等的串通怂恿之下，蒙明关系更加紧张，和解更是无望。

这些逃亡的人大都聚集在俺答部所驻牧的丰州滩等地，依附蒙人垦荒种地，从事各种工艺生产，有的干脆坐了奸细：俺答从兵变叛逃的兵士中挑选猾黠狡诈之徒，装扮成僧人、乞丐，流徙诸边，甚至入京师之地侦察，刺探情报。
赵全等人取得俺答信任之后，开始在丰州地区大展宏图，板升之地逐渐兴旺起来，而劳动力的不足又成为现实问题，因此，这些叛逃的汉人头目经常挑唆蒙人入境，劫掠口内青壮年劳力，并为之出谋划策，提供各种情报，制造利兵坚甲，云梯冲竿等作战武器，提供各种战术建议，据说，每有战事，俺答甚至亲往赵全家商议。自此后，蒙人岁掠华人劳力以千万计，也就是说，自从白莲教赵全等人叛逃归蒙，明代中后期三边遭受更大的威胁，防御更加困难。站稳脚跟之后，赵全等人野心逐渐膨胀，他们试图拥立俺答为帝，并为俺答建起九重宫殿，而他们称王，也建起了规模不小的土堡，当时赵全就有人口万众，周延数十里，马匹五万，牛三万头，谷二万斛。正是在这些人等的串通怂恿之下，蒙明关系更加紧张，和解更是无望。
丰州的发展得益于俺答对农业的极大兴趣，他为此不断开辟可以供汉人耕种的地界。其实，掳掠去的底层百姓生活也并不怎么美好，因此也有汉人试图逃回内地，付出惨重代价。而那些得了好处的人，自然是乐不思蜀。俺答把汉人交给汉人管理，而这些汉人头目在获得利益之后，依然只是蒙人贵族的工具，加以他们的财产势力不断扩张，必然导致与其它的蒙古小部落贵族之间的利益冲突。
对于明朝中期的蒙古来说，物用匮乏已经到了极致，但是鉴于前几次设立马市因秩序混乱、政治腐败等原因而失败的教训，明政府一直对互市贸易保持警惕——虽然蒙人入境劫掠多是由于对物质的欲求引起的。隆庆年间，此事终于有了和解的机缘。
嘉靖末年，丰州地区的灾荒给农牧业造成的极大打击，灾荒一直持续到隆庆四年，俺答被迫下决心与蒙和解称臣。当时，赵全等汉人头目与蒙古地方贵族的矛盾日见激化，隆庆和议之后，赵全等人被交送明政府处决，其在板升地区的财产利益便立即被当地小部落贵族瓜分。

说也可笑，隆庆和解的历史契机，乃是蒙古人提供的。隆庆四年九月十三日，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来到平鲁的败胡堡乞降。把汉那吉是俺答的三儿子铁背台吉的独子，幼失父母，由俺答的妻子一克哈屯养大，娶大成比妓，但他又私自聘兀慎兔扯金的女儿为妻。当时，俺答的外孙女钟金许聘给鄂尔多斯，俺答见其貌美，就自己娶了，号称三娘子。为了平息鄂尔多斯的愤怒，俺答又将兔扯金之女给了鄂尔多斯，把汉那吉因此愤而携其妻比妓同阿力哥等十余人出走降明。
把汉那吉来降，明政府要挟俺答的机会来了。当时的大同巡抚方逢时预见到把汉那吉“乃奇货可居”，立即报告给总督王崇古。王崇古立刻上报朝廷，张居正指示王崇古说：“此事关系非常重大，牵制蒙虏的机会就在于此。”同时致函方逢时：安边之机不可失也。于是，方逢时与王崇古便积极推进和平解决把汉那吉事件，以图进而解决丰州板升地区的赵全等叛党之患。王崇古提出上、中、下三条解决方案：上策，优待把汉那吉，给与高官厚禄，并与俺答交换赵全等板升白莲教头目；中策，如俺答恃顽强索，不可理喻，则严兵固守，随机据战，且示以必杀，制其死命；如果俺答弃把汉不顾，就厚以恩义结之，待俺答死后，则遣还把汉那吉，收其余众，自为一部，此为下策。
朝廷全力支持事情按照王崇古提出的上策曲折发展。明穆宗完全信任内阁的决定，王崇古、方逢时以军事防备为坚强后盾，派遣熟悉对方情况和语言的鲍崇德前去谈判。赵全等撺掇俺答以武力讨回把汉那吉的计划落空后，俺答不得不依照王崇古等人要求，把赵全等白莲教头目执送给明政府，换取把汉那吉。这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俺答遣五奴柱、恰台吉收捕赵全、李自馨、王廷辅等九人引渡明朝，第二天明朝送把汉那吉出境。赵全等人被执送京师，凌迟处死，明政府终于雪耻除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