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

人物简介
任鸿隽（1886－1961），化学家和教育家。辛亥革命元老，我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1886年生于重庆巴县，为晚清末科秀才。后就读于重庆府中学，再考入上海中国公学，1908年赴日本留学。
留学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武昌首义后归国，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袁世凯窃国称帝，愤而弃官去美求学，连续获得康乃尔大学化学学士和哥仑比亚大学化学硕士。1918年回国，曾任四川大学校长、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干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解放后为全国政协委员， 1961年辞世。
他是我国最早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创建人之一，并长期担任领导工作，也是杰出的科学事业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科学论文、专著和译著颇多，内容涉及化学、物理、教育、科学思想、科学组织管理和科学技术史等多方面。主要有《科学概论》、《最近百年化学的进展》、《近世化学家列传》等。

他在科学传播、科学体制探索、科技政策研究等方面扮演了先驱的角色，他的思想和精神，对今天的我们仍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科学传播历程

任鸿隽，字叔永，1886年12月出生于四川省垫江县，祖籍浙江归安县（今吴兴县）。1908年，任鸿隽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当时章太炎正在日本举办“国学讲习会”，他从其学习国学，深受其革命思想影响。1913年，他考进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专业。在攻读专业的同时，他还经常考虑科学与国家、社会进步的深远关系。他认为：“现今世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他说：“所谓科学者，非指化学物理学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而得结果之总和。……欲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介绍整个科学。”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1914年夏，他与同学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等联合发起成立科学社，集资创办《科学》月刊。次年，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他被推举为董事会董事长和中国科学社社长。该社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科学》月刊也于同年正式问世，公开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在以任鸿隽为首的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领导下，该社和该刊在此后的几十年历程中，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16年，他于康奈尔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又考进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工程专业，1918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秋返国，因中国科学社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大多毕业回国，故中国科学社的办事机构也随之迁回国内。回国以后，他首先着手中国科学社的基本建设工作以扩大其在国内的影响和作用。为此，他组织社员发起“5万元基金募集活动”，他自己以身作则，先后到上海、杭州、广州、南通、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等地进行演说，宣传科学，募集资金，并获得了孙中山、徐世昌、伍廷芳、马相伯、梁启超、张謇、蔡元培等各界人士的支持。

1920年，任鸿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任化学系教授。1925年，因不满学校新旧两派斗争而辞职，回家闭门著述《科学概论》一书。该书于1926年作为中国科学社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5年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干事长范源濂邀其赴北京任该会专门秘书。中基会系以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建立的科学基金组织，任务是管理和支配基金，以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他很愿意借此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因而工作尽心竭力，成效显著。任鸿隽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主张，对中基会的工作方针和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中基会运用自己的财力，兴办科学事业，资助科学机构，如设立了编译委员会、社会调查所、静生生物调查所等，兴建了北平图书馆，资助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地质调查所、青岛观象台、广东植物研究所和若干大专院校等，还派遣了大批有志于科学事业的青年出国深造。对学有所成的科学家设置研究教席，对科学研究有成绩者进行奖励等，培养了大批科学人才，为中国现代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35年，任鸿隽被委任为四川大学校长，他到四川大学后，首先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发动教师和各级单位主管者，一同拟定了改建四川大学的宏伟计划，包括兴建图书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办公室、教室、实验室、大礼堂、宿舍、体育馆等；还厘定课程；延聘教授；整顿学风等。经多方努力，取得了全校师生和当时教育界以至蒋介石的支持，筹备了300万元建筑费，并立即组织实施。1936年他辞去中基会干事长职务，专心从事四川大学的校务和建设，期望经三五年的努力，使该校跻身于全国著名学府之林。正当他在事业上蓬勃发展之际，他的夫人陈衡哲（川大西洋史教授）连续著文抨击四川政治社会，从而遭到四川上层社会的不满和忌恨，引起对她的激烈攻击。此事迁怒到任鸿隽，使他壮志难酬，1937年6月被迫辞去四川大学校长职务，仍回中基会并从事编译工作。对他的辞职，当时《独立评论》上有一段记述： “任鸿隽先生此次坚决辞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职务，使我们关心高等教育的人都很惋惜。他在川大的两年，真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建立了一个簇新的四川大学。我们深信，他这两年努力种下的种子，不久一定可以显现出很好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他努力配合蔡元培领导中央研究院及所属各所开展工作。他因陋就简，在化学研究所内筹建了实验室，使科研工作得以正常进行。他还利用转移到乡村躲避日军对昆明进行空袭的时间，翻译《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宗教的关系》一书。该书于1946年3月以《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为名在重庆初版。同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这是我国较早的一部科学史译著，也是一部受学术界重视和欢迎的大学丛书。

1941年冬，中国科学社和中基会转移至重庆北碚。1942年他仍兼中国科学社社长等职。中国科学社自1944年1月直至6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结束工作为止，因其在中国科学社事业上的成就卓著，他均担任中国科学社社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看到党和政府重视科学事业，于是他征得中国科学社的理事及全体社员的同意，1953年主动向政府有关部门提议，将中国科学社的全部事业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机构，以及《科学》月刊、《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科学丛刊》、《科学译丛》和《科学史丛书》等书刊陆续奉献给国家，经政府批准，他将中国科学社所属各项事业及其房屋、财产等逐步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上海科普协会、上海图书馆等单位或部门，1960年5月4日全部移交完毕。至此，历时45载的中国科学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及科学界，对任鸿隽的功绩给予充分肯定。1949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共商建国大计。此后，他热忱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尤其在科学教育事业方面，继续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历任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科联常务委员，上海市科联主任委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科技图书馆馆长和上海图书馆馆长等职。

任鸿隽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一生撰写论文、专著和译著300多篇（部），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化学、物理、生物、教育、政治、文学、科学思想、科学组织管理和科技史研究等多方面。他的学术思想和对科学事业的开拓精神，至今仍为学术界所重视。他生性淡泊，不慕荣名，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呕心沥血、奋斗毕生，在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开创科学传播新时代的旗手

中国的近现代科学，不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而是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的“结果”。任鸿隽在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阐述“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划出了科学传播的一个新时代。在《科学》杂志上特辟“通论”专栏，后来编《科学通论》，撰写《科学概论》，他都是为了向国人介绍埋在各个“学科”之中的“整个科学”。“科学”一词，自从1897年由康有为把日文汉字转变为中国文字之后，走到任鸿隽这里，才算是得以正名。

《科学》曾走进一度要决心“设法补足基础科学知识”的青年毛泽东的视野；发明大王爱迪生曾因《科学》杂志问世而发出了“伟大中华民族在觉醒”的感慨；《科学》更曾为金坛少年华罗庚打开一扇通往理想的大门……

探索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开路先锋

留学美国的任鸿隽们，就以为英美的一套最好：办《科学》以Nature为楷模，办中国科学社，则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楷模。1918年回国以后，开始了在神州大地上的科学拓荒事业。他把“研究精神”看作是“科学的种子”，而把研究组织看作是“培养此种子之空气与土壤”。因此，他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在科学社年会和通俗科学演讲会上作报告，时时处处鼓吹“研究”。

1922年在南京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后来又建科学图书馆，建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当1926年出席在东京召开的第三次太平洋科学会议时，中国科学社被视为中国科学界的代表组织，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肯定。他们坚持“民办”科学的独立道路，后来在蔡元培等倡议下建立了与中央集权制相适应的中央研究院，从1928年一诞生，就占据了中国科学界的主导地位。中国科学社，不仅为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做了可贵的早期探索，也为中央研究院的成立输送了骨干人才。

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

任鸿隽在留学期间对比中西差距，认识到中国最缺“科学”，由此在留学生中发起“科学救国”运动。由此在中西文化的沟壑间修桥铺路，更在科学救国的目标下，探索中华民族走向新生而应确立的价值观念，为此率先擎起了将“民主”与“科学”并举的现代化旗帜，成为神州大地上在新文化运动惊雷乍响之前悄然绽放的第一枝报春花。

1917年，任鸿隽曾聆听奥伯林大学教授M.梅特卡夫的讲演，梅氏认为，如同肌肉有收缩与舒张、物质间有吸引与排斥一样，人类社会是需要保守与革新两种力量并存的。社会中的保守与革新分别表现为“传统主义”与“科学精神”，是维持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两种必不可少的力量。梅氏告诫中国留学生：中国长期受保守主义之统治，进步缓慢不足为怪，当前急务是要普及科学精神，尔后才有进步可言。任鸿隽认为“其说颇针发吾国人症结而药之”。他翻译了梅氏的讲话，刊登在《科学》杂志上，期望国人接受它。回国后，他长期致力于向国人普及科学精神，推动科学研究，提倡科学家以发现新知识为己任。

科技政策研究的先驱者

在任鸿隽的著述目录中，长长排列着《科学与工业》、《科学与教育》、《发明与研究》、《科学之应用》、《科学与近世文化》、《科学与社会》……，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工作期间，发表了许多有关科学、技术和教育问题的言论，在今天看来是属于“政策研究”范畴的。

在抗日战争中，他奋力支撑着中国科学社，也同时密切关注着世界科学的发展趋势。一到抗战胜利，就强调“要把发展科学当作此后立国的生命线”，并具体提出：第一，要把发展科学确定为“国策”；第二，要为发展科学制定一个具体而整个的计划；第三，国家要为发展科学作出专门的预算；第四，管理科学事业的人员要由专家担任。1949年4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再谈“要把科学当作国策”，同年10月发表《敬告中国科学社社友》的讲话时，强调 “科学研究已成了新政府的国策”，更显出对科学传播的急切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