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

人物简介
      王元化（1920年~2008年5月9日）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三十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抗战胜利后，曾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50年代初曾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 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至1981年乎反昭雪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学者、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元化同志因病于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在瑞金医院去世，享年88岁。

　　《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是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文艺理论学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影响最大的重要著作之一。这部专著既对《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体系作了严肃精湛的思辨分析，同时又第一次将这部古典名著所包含的思想和观念，上升到与西方文艺理论交流对话的层面。

　　 《文心雕龙创作》一书，曾获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荣誉奖。新一版易名为《文心酿龙讲疏》（上海古籍1992），作者又增添四篇新论。

　　王元化三十年代开始文学批评活动，曾发表《文艺漫谈》（1947）、《向着真实》（1952）、《文学沉思录》（1983）等一系列作品，其中《文学沉思录》是新时期最富创发力的重要理论成果。涉及诸如形象思维、真实性、人性问题等，作者显示了长期思考之后，以强大的思辩力量发而为深刻的识见。其中如 “文艺学综合研究法”、“风格学”、“知性方法”等，则属于作者开拓的新论域。尤其是其中《论知论分析方法》一文，是作者长期研读黑格尔《小逻辑》，厚积薄发的结晶。作者疏理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一条思想方法线索，清理出一个由三范畴认识论（普遍、特殊、个别）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辨证思维系统。《文学沉思录》被誉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曾获上海市优秀著作一等奖（1985）。

　　 90年代后他更为关注文艺学、哲学被湖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这就是《传统与反传统》（1990）、《清园夜读》（1993）、《清园近思录》（1998）等一系列论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书后》、《无梦楼随笔序》等文，是反思现代思想的最早文章，作者十分敏锐地抉发知识人思想与命运的痛苦根源，引发了当代思想界的反思活动。

　　除上述几个领域之外，王元化在翻译上亦有作品如《文学风格论》（1982）、《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1996，与父亲王维舟合译），《莎剧解读》（1998，与夫人张可合译），在海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曾多次应邀赴日本、美国、瑞典、芬兰、黑西哥等国访问讲学、参加会议，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也曾多次在上海图书馆等邀请海外学者作学术报告，举办座谈会；在国内多次主持、举办学术会议；组织大型学术研究项目《古文字访林》和主编《学术集林》丛刊等，是当代学术交流和学术活动的重要媒介人物和组织人物。

　　 1996年，王元化与巴金老人一道，被评为上海市文艺艺术杰出贡献奖，1998年，他的论文集《思辨随笔》，被评为国家图书奖。

王元化著作书目
　　抗战文艺（论文集）1939，文线出版社
　　文艺漫谈（论文集）1945，通惠出版社；1985再版，上海书店
　　向着真实（论文集）1953，新文艺；1982再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心雕龙创作论（论文集）1979，古籍出版社；增订版，1983
　　脚踪（小说集）1983，福建人民出版社
　　王元化文学评论选1983，湖南人民出版社
　　文学沉思录（论文集）1983，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再版
　　文化发展八议（论文集）1988，湖南文艺出版社
　　《传统与反传统》1990，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心雕龙讲疏》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园夜读》1993，海天出版社
　　《思辨随笔》1994，上海文艺出版社
　　《清园论学集》1994，上海古籍出版社
　　《读黑格尔》1997，百花洲出版社
　　《清园近思录》199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谈文短简》1998，辽宁教育出版社
　　
翻译书目
　　《文学风格论》（译文集）1983，译文出版社

王元化谈学人

    王元化谈鲁迅：
    “从历史评价方面来说，鲁迅不能免掉‘五四’时代文化的局限。但哪个时代没有它的局限？没有局限的社会不是真实的社会，没有局限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王元化谈胡适：
    “他谈民主，对民主的复杂性不了解，只是停留在常识的层次上。”
    王元化谈季羡林：
    “他对学术以外的东西，往往分辨不清。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好的，看人则有时难免有误。”
    王元化谈张中晓：
    “如果命运不是那样残酷地把多种不幸降在他身上，而使他享有天年，我相信他会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作出很少有人可以匹敌的贡献的。”
作品摘录
宦术
曾国藩深于宦术，兼综儒法，以黄老之术行道，善用其刚，而以柔全之。他在排挤倾轧的宦海中，因势利导，左右逢源，以至功成名就善始善终，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老练持重，所以人称他有沉鸷之才。
当他享盛名时，反而注意收敛，以避清廷忌汉人独专危柄。如他始终不肯拜受节制江浙四省、节制直鲁豫三省之命。同治九年，上谕又命他节制楚北，他再次属疏力辞以避满大臣官文。这些地方足见其深沉老练。太平天国破后，清江宁知府徐宗瀛为理学名臣，拟禁阻秦淮画舫恢复旧观。曾国藩知道后以“养活细民”为由准其恢复。后人对此引为美谈，称赞他的胸襟和识见。其实这一举措别有深义，他这样做不过是延续采用了清朝一贯的政治政策，只要读了龚自珍《京师乐籍说》即可明白。
后世统治者佩服曾国藩，大抵是由于他把刚柔相济运用得十分贴切恰当的缘故。
曾国藩喜网罗人才于幕中，其僚有三圣七贤之目。时人对这些人，曾以“此身终不动，只想见中堂”诟之。曾国藩用人之法，亦颇可观。
《水窗春呓》记湘军与太平军战：
……势危急。时李肃毅（鸿章）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如何？”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国藩）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
这里所用擒纵之术与“挺经”契，虽柔实刚，较之那种缚而饲之的用人之法确要高明多了。

《京师乐籍说》
龚自珍的《京师乐籍说》是一篇寓意深远的文章。它犀利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钳塞天下游士之术：“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备，国家不能无私举动，无阴谋。霸天下之统，其得天下与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将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齐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论议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
于是乃有乐籍之设，以钳塞天下游士，“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瑕以读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才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则民听壹，国事便，而士类之保全者亦众。”
但是，这种约束羁縻的阴鸷之术能不能收到效果呢？他的回答是：“曰：如是则唐宋明岂无豪杰论国是，掣肘国是，而自取戮者乎？曰：有之。人主之术，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吁!”
这是一篇声讨封建统治的檄文，写得慷慨激昂，令人展卷方诵，血脉已张。
清统治者为了扑灭汉族的民族意识，在文章中提到反满固然绝对不可，就是涉及金元也在严禁之列。所以这篇文章只举唐宋明，而把元剔除在外。清雍正朝虽有罢教坊乐户之谕，但只是装点门面，事实上娼妓仍存在。《平均篇》中就提到当时有“女子鬻容之肆”。后来，曾国藩在破除太平天国后，即下令盛奖勾栏，秦淮河上，笙歌彻旦，便是采取这种手法。
了解了当时背景，再来读这篇文章，就不难领会它的迂回曲折笔法所隐寓的深意：说的虽是唐宋明的封建统治者，但也针对了清统治者在内；说的虽仅限于乐籍一事，但也使人一隅反三，由此推断封建统治者是怎样既阴鸷又卑怯地采取禁锢思想的愚民政策。因此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篇寓言。
读了这篇寓言后，回过头来再看看他那主张更法的经世致用的文章，什么“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什么“莫如使民不识知则顺我也”，显得多么迂腐和保守！